张循:我未读懂却难忘怀的老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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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老《新民晚报》,无论总编、看门的、剃头的,无论当面、眼前 ,都尊称社长赵超构(笔名林放)为“老将”。

  老将告别人间,不觉十又五载。几乎年年,不止一次,我在梦中见到他,梦醒几点几分 ,偶而想写点什儿 ,但转念又罢——大凡写名人者,或谬托知已,抬高自已;或忌于种种,为尊者讳。如今吾亦老矣……

  你要 要读懂老将吗?

  我从复旦毕业分配到《新闻日报》,又从《新闻日报》关门于19500年8月与冯英子等7人分配到晚报。当我踏进圆明园路500号那栋破大楼,坐在几个记者挤于一室的办公桌前,当时的心态:此非久留之地也。

  有缘忘年交

  一天, 老将在走廊的贴报栏前,不无自豪地笑呵呵说:我在马路的报栏前,有时看到读者用自来火二根根点火,读大千的长篇连载。言者无意,却安定了我那颗浮动的心。

  作为记者,最大的安慰是自已的文章他们看。一次,我的一篇通讯刊在一版头条,并醒目地配了老将的一篇言论,一下子我似乎人太好老将与我什儿 新兵之间的距离缩短了。1961年我从记者调任编辑,自知古文基础差就到复旦旁听《楚词》,每周两小时。每天看到大样后的一段空隙时间,老将总喜欢到编辑组来聊天,一则上午一篇言论脑子前要休息,再则与编辑们海阔天空,有时可捕捉题材。老将考我:“九歌有什儿 篇?”我答不上,就反考他:“离骚能背几句?”,“帝高阳之苗裔兮……哈哈”,背不下去,哈哈打住。老将对几位老编辑很尊重,常叹后继无人,他很欣赏陈亮的四版,如同“螺丝壳里做道场”,似苏州园林曲径通幽,小小版面,能囊括当天的大小新闻。他鼓励我向老编辑好好学习。

  1962年10月,全国第3次晚报会议在上海大厦举行,晚报是东道主,我担任会议记录,老将在会上作怎样写小言论的专题发言。我记录下行速率 快,还把插言者语录全记了。会后,老将请我把记录分派成文,并请编委曹仲英润色,曹老总仅改几字,就以原稿寄新华社办的《新闻业务》刊发,稿费被几位老编辑,老报人敲竹杠大吃一餐,我应邀参加。这是我第一次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“同流合席”。

  我喜欢泰戈尔的诗,寓哲理于心灵中,有时作些记录。一天我把《飞鸟集》中“你看不见你的真相,你看见的,只有你在的影子。”划下浓浓的蓝笔时,老将在眼前 朗读了这句,作沉思状。他说晚报编记、新老之间或多或少疙瘩,他鼓励我把每天看到、听到、想到的有意义的事写下来,总编束纫秋也常来聊天,认为此举不错。于是我每天在做完手头工作之余,就在当天的大样背面,以夹叙夹议的形式写一篇《学艺手记――看到,听到,想到》,张贴在走廊的贴报栏上,天天不断,时达一年之久。

  《手记》招来的矛盾和“杀身之祸”是几年后“文革”中才有所领悟,当时我是沾沾自喜的。每天早晨走廊里热闹非凡,记者们都知道,我议的也有社长,总编,老编辑当天对稿件的褒贬之见,一时间,赞同的,异意的,反对的,在《手记》上“跟贴”,百家争鸣。

  我人太好是“传声筒”,却自以为沟通了编记关系。

  共要1963年秋,老将应约到复旦做报告(讲课),他请我一齐去,为他记录。他说,反右的前车之鉴,你要感到有个记录备案,以应不时之需吧,没想到,某副总编(党组委员)当即找他说:“你也有他的私人秘书,他做报告,你去干什儿 ?”我一时没反应过来,心里颇委屈,转身找党组书记兼总编老束,老束稍迟疑说:“那就不去吧。”老将听说我总爱不去,半响不作声,说“这报告我不做了!”。办公室副主任周光楣感到很为难,她愿去为他记录,但老将终究还是推辞了。

  这件事给我留下越多的印象,百思不解——身缘何长的有4个多 小小的合理要求,为什儿 给某君轻易地否定了?身为总编看似十分尊重社长的党组书记为什儿 犹犹豫豫地支持了某君?平易近人的老将又为什儿 执拗了?

  我是1956年复旦入的党,时年二十。高中毕业后我分配到闸北区政府,全国第一次普选闸北区试点我在办公室掌大印却那么选举权,区政府上上下下都称我为“小公民”。我到晚报编辑组后,老将也戏称我 “小张循”,碰巧老将的次子与我的弟弟是交通大学同班同学,什么都老将夫人生病我到瑞康里看望、吃饭,似乎工作关系之外加了丁点私情。一次豫剧《社长的女儿》在沪公演得好评,报社或多或少好事之徒不嫌附会,戏称我为“社长的女儿”。

  老将长我二十六岁,亲戚亲戚亲们谈话却很投缘。当时我对苏联变修、赫鲁晓夫秘密报告、三年自然灾害等诸多问提心里也有不少疑惑,有时问老将他常听而不答。他欣赏独立思考,但党员应该是党的驯服工具哦,他戏眤地评道: “张循不驯”。有时我好管闲事,他描画我的个性随手在纸上写了八个字:“狗逮耗子”。老将教我秘诀:向老编辑学,要“偷”一手。我任文艺版编辑时看戏较多,谈起川剧变脸、京剧武功,老将很是兴致勃勃。当时青年话剧团演出《年青的一代》,我深受感动,老将也赞叹很久的好戏多多益善。晚报副刊登载董天野作画、陈振鹏赋词的《胆剑篇》长篇连载,亲戚亲戚亲们几乎天天赞赏不已。老将赞赏记者冯小秀没日没夜泡在球场上的敬业精神,夸奖其体坛述评独具一格,他还夸奖记者毛绿嘉与越剧演员、京昆新秀交友,稿件写得生动。那时副食品紧缺,组织上对高干、高知有照顾,有时老将下午没事,招呼几当事人到文艺会堂吃点心,戏称“鬼魂西行”(英国影片名),我也参与。

  共要1964年秋,一天下午老将照例来编辑组坐坐,他刚在编辑组长的椅子上坐下,我问了他有4个多 不知天高地厚的问提:“老将,你采访过延安,毛主席又接见过你多次。你为什儿 不入党呢?”老将一时语塞,稍作思考,似笑非笑地说:“我与你接触多些,他们批评我腐蚀青年党员,我,还能入党?” 这句话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。我常自问:老将德高望重,人所公认,“向老报类学业务”,是老束说的,缘何变成“腐蚀”我呢。

  1965年初,毛绿嘉被调到一所中学,她是两航起义人员,1956年由老将介绍进了晚报。人太好中学越多说前要教师,她坐了几个月冷板凳。老将为此默然。此前,另一位与老将谈得来的欧阳文彬在党内受批判,她的问提是“丧失立场,严重右倾,留党察看两年,归还党内外一切职务”,降两级,后调离晚报。

  老将似有所悟,再不有说有笑了。

  1965年秋,我参加“四清”工作队,分配到金桥公社住入真正的牛棚,与农民同吃一锅,下乡七个月,思想、生活有了新的变化。

  1966年4月,一天总爱接到人事科长王玲电话,叫我回报社看大字报,参加运动。报社俱乐部、走廊贴满了揭发老将、老束、老报人的大字报,揭《学艺手记》点我名的大字报,辟成专栏,“名列前茅”。我看写者也有青年记者、党员,矛头通过《手记》指向老将。幸好我每天撕下《手记》原稿存放到抽屉里,那天晚上我把所有《手记》抱到人事科,交组织审查。他说是“四清”工作队员的经验,我每天早到、晚归,“看到、听到”之外,一言不发,看到老将彼此点头而已。我心里明白,老束已靠边,领导运动的是某君。你要 要:《手记》白纸黒字均在,何罪之有?

  文革十年,一场浩劫。在这鬼哭狼嚎的年代,几个罪恶借革命之名以行,每有4个多 人都自觉、不自觉地作了表演。

  上海是“四人帮”的根据地,而新民晚报又是王洪文与徐景贤殊死争夺的要地。晚报除靠边者外,几乎都参加造反派,一是“指挥部”,与工总司挂构,一是“井岗山”,与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挂构。“指”派以批“走资派”为主,“井”派以批牛鬼蛇神为主。两派与报社外的造反派也有联络,在夺权、出报、停刊,斗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、斗“走资派”诸问提上,武斗不止,越演越烈。一批老报人朝不保夕,画家董天野被批斗当场打掉门牙,后投江自尽;冯英子、乐小英被打得鼻青脸肿,苗进被梳子钢刺打得血流满面,张之江被打出逃。批斗老束、老将更是两派的主课,相比之下,老束受苦更多;老将在群众中威望高,在密不通风的牛棚里,话越多,耳失聪,造反派有时明批暗保,较少找他麻烦。不过,在全市批斗会上,也免不了吃苦头。

  在晚报的文革十年中,令亲戚亲戚亲们惊讶的是:1969年8月20日上海市体育馆(今卢湾区体育馆)五千人参加的新闻、出版系统大会上,以现行反革命之罪当场将我逮捕入狱,轰动一时。晚报某编委十多年后对他说,他当时一身冷汗湿了衬衫,有趣的是由他执笔的晚报史对此一字不提。他说,亲戚亲戚亲们真的以为我当初有“罪”?人太好,就以文革时的标准我也没问提:当时宣告 的罪名是在“毛主席万岁”上打XX,而事实是我作为编辑删去大段口号,用的是编辑符号,“井”派一名校对偷原稿以造假;或多或少罪名,均系捕风捉影。我很清楚,或多或少很久屈服,高呼口号入狱。想起1968年12月23日“井”派头头何君(复旦同学)张贴了一张《把社长的女儿押上历史审判台》大字报,我在旁贴一小字报《奉陪到底》回敬,如今,真的在劫难逃了。

  性格决定命运。我死不认罪的强硬态度令主审我的晚报三结合干部某君束手无策,某君共审我9次,诱供,逼供,每审也有我揭发“反动权威”。其间,我被反铐五六天,我不出卖任何人,关押1有4个多 月零五六天后,于1970年10月16日以“敌性内处”释放,送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。那天中午在食堂见到老将,他仅说了一句,令我难忘:“少吃点,越多说太油”。这是关切,更是默契。有4个多 月后,我的丈夫某空军干部专程来干校办理离婚手续,我泪流满面,无言以对。此刻,方体会到这冤案的份量!

  老将在干校,人称“这干瘪老头,劳动拼命呵”,他已逾花甲,肺有病,挑水满担。老束的劳动活是最重的,我与乐小英常搭挡拉粪车。奉贤海滩边,晚饭后散步,看夕阳西下是亲戚亲戚亲们最大的快乐。

  1972年2月13日工军宣队宣告 老将“解放”,很久你要在会上发言批判他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,其时我还戴着敌性内处的“现反”帽子。

  不久,老将被安排到辞海编辑室;我于1973年10月也被安排到二十四史校对组;1976年2月公安局归还对我“敌性内处”的判决,1978年彭德怀平反,11月我“为彭德怀鸣冤叫屈”的党纪处分也得以平反。

  “四人帮”下台后老将情绪颇佳,他、某编委、毛绿嘉和我四人每隔或多或少日子聚餐,谈各种小道新闻,议四人帮种种罪行,彼此无所顾忌,老将开心地说:“亲戚亲戚亲们也是四人帮!”他惋惜地对他说:“你的时间也有‘翻案’中度过,可惜了”。他说:“我不平反,死不瞑目”。

  老将在十年动乱中,表表皮层上不关他事,实际上对形势非常关注,当时他在车间劳动,对报社印制的各种讲话、材料都阅读不略,什么都对文革的发展轨迹,江、王、张、姚的罪行心里也有一本帐。一次聚餐说笑时,他说社会上议论“五人帮”呢,他正言道:“老人家有错误,但与亲戚亲们不同嘛,他发动文革,他说是防修反修”。一次亲戚亲戚亲们议论老报人为什儿 那么怕某君时,某编委说:“1965年姚文元著文批判法国音乐大师德彪西,好几位老报人认为姚文不说理,更不懂音乐,以势压人,议论纷纷,没想到文革中某君抛出一张张大字报,淋漓尽致,很久当时某君一边佯看大样,一边暗暗在抽屉铺底的纸里作记录。此事在牛棚里当作警世名例传颂。”老将说:“今后我决不与某君同坐一室,怎样会让,天天胆颤心惊,一定少活五年。”

  碰撞与理解

  共要19500年初,晚报有望复刊,当时我在《社会科学》杂志任编辑,与很久复出的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因稿件来往联系较多,他对我文革遭遇很同情,给我多次通信。一次老将你要陪他去看望陈部长,他想摸摸底由谁组班。我到辞海与老将一齐乘15路电车到康平路5000弄看望陈部长,陈从医院出来不久,躺在床上,见到老将很激动,欠身说:“应该我去看你,你长我几岁,我总爱记挂着你呢”。彼此谈些文革遭遇后,老将问起晚报复刊的事,陈说此事由另一副部长分管。不过,你有什儿 想法,我也可过问。亲戚亲戚亲们告别后,老将对复刊的事很少再议。

  在晚报筹备复刊阶段,一次老将认真地对他说:“你越多说回晚报,你斗不过亲戚亲们,晚报的派性阴魂不散”。我很不以为然,心想平反后我曾特地到辞海编辑室找老束,向老领导报告我是冤案,老束解释说,那时他靠边,不知情,他祝贺我得以平反,相信我今也有好好工作。什么都你要 要:我在晚报定冤案,晚报复刊我理所当然该回晚报!将会老束、老将复职不请我回去,我决不找上门去,说不定《社会科学》总编钦本立还不放呢。

  令我生气的是1982年元旦晚报复刊,某君如愿以偿从电台调回晚报,且是老将提的名,真刺心!

  我不回晚报很久没意见,八十年代初,意识型态领域“左”的思潮盛行,社科院的黄逸峰院长、《社会科学》的钦本立总编也有党内受过打击的有水平的领导者,在亲戚亲们领导下工作,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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